汉唐如何惩处“不孝”

发布时间：2017-07-06 14:34:51 已帮助：327人 来源：北京国学院

　　孝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，其受重视程度之高、影响社会之深、延续时间之久，为其他民族文化所罕见。
　　围绕孝道，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、礼仪规范和法律制度形成互为支撑的完整体系。如果说，礼制中的尊老、孝亲行为来自远古的民间习俗，来自儒家的道德推扬，那么相关法律条文则是硬性约束，不容有违，它是孝道实行的强制保障。今以汉唐时期法律中对“不孝”罪行的惩处为例来加以说明。
　　实际上，早在先秦时期就有“不孝”罪。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朝法律简文中，有不少对于“不孝”行为的定罪，据之可见当时法律对孝道的维护。例如，睡虎地秦简《封诊式》（案例汇编）中，专门有“告子”一案，就是普通士伍控告其子“不孝”的案例。
　　对于“不孝”罪的教唆犯，张家山汉简也有惩处规定：“教人不孝，黥为城旦舂。”（《贼律》）《奏谳书》对之作了更详细的说明：“教人不孝，次不孝之律。不孝者弃市，弃市之次，黥为城旦舂。”
　　经过魏晋六朝，到隋唐时期，中国传统法律的格局基本定型，成为后代法典的圭臬。其中对于“不孝”之罪的惩处继承和发展了秦汉法律，同时又直接延续了上古礼制。按照《四库全书提要》的说法，唐律“一准乎礼”。《唐律》中有“十恶”（谋反、谋大逆、谋叛、恶逆、不道、大不敬、不孝、不睦、不义、内乱）之罪，其中“恶逆”“不孝”“不睦”三项都涉及孝道问题。对五服之内的亲长，若发生谋杀、殴打、詈骂、诅咒、诉告等行为，便与谋反、谋叛等同，视为不赦的死罪，受到严惩。
　　《唐律》规定，子孙“违犯教令”和“供养有阙”要判二年徒刑，其解释是，“可从而违，堪供而阙”，即父母教令能执行而不执行，家里条件允许而不供养父母时，祖父母、父母提出“不孝”之诉告，方得定罪。唐律对孝道的法律强制与上古时期的礼制规定具有渊源关系，是合而为一的。若祖父母、父母“老疾无侍”，子孙委托他人照顾，而自己远赴他地做官，也要判一年徒刑。至于殴打、詈骂祖父母和父母，则更是重罪：
　　诸詈祖父母、父母者，绞；殴者，斩；过失杀者，流三千里；伤者，徒三年。……诸妻妾詈夫之祖父母、父母者，徒三年；须舅姑告，乃坐。殴者，绞；伤者，皆斩；过失杀者徒三年，伤者徒二年半。……诸妻妾殴、詈故夫之祖父母、父母者，各减殴、詈舅姑二等；折伤者，加役流；死者，斩；过失杀伤者，依凡论。
　　相比于秦汉时期的相同罪行，这些条文规定得更加细致了。一般认为，这是五服制度在古代法律中得以全面应用的结果。律文中特别提到，对血缘关系较远的亲长实施“过失杀伤”，要“依凡论”，即“依凡人法”处理。这足以说明，对于父母及亲长的“不孝”行为，其判罪明显重于对其他人的犯罪行为，这是儒家道德在法律中得到强化的结果。
　　正如孔子和曾子所说，除了孝养活着的父母之外，对死后的长上之亲“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”，也是孝道之大端。所以，古代法律特别重视为父母守丧一项。遇到以下情况，均受法律惩处：
　　⒈“匿不举哀”。若在外地听闻父母之丧而匿不举哀，要判流放两千里。相应地，闻期亲尊长之丧而匿不举哀，要判徒刑一年；闻大功以下的尊长之丧而匿不举哀，则递减二等。
　　⒉“释服从吉”和“忘哀作乐”。父母丧期未终，就改穿吉服，或者“忘哀作乐”，要判徒刑三年；参与杂戏娱乐活动（如樗蒲、双陆、弹棋等“杂戏”），要判一年；偶遇奏乐和宴席而未回避，要笞杖一百。
　　⒊“冒哀求仕”。官员遇到父母或祖父母等直系尊长之丧，要去官回乡服丧，谓之“丁忧”，若丁忧期间做官，谓之“冒哀求仕”，不仅受到道德诟病，而且要判以徒刑：“诸府号、官称犯父祖名，而冒荣居之。……冒哀求仕者：徒一年。”
　　⒋“服内婚嫁”和“服内生子”。居父母之丧，不能结婚，“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，徒三年”，而且婚姻无效（“离之”）。若服丧的对象是期丧，则罚笞杖一百。居父母之丧时有孩子诞生，是谓“服内生子”，要判一年徒刑。
　　另外，根据儒家亲亲相隐的礼制原则，诉告尊长之亲也是“不孝”之罪，官府不予受理。
　　孝道之【北京国学培训】所以在中国古代深入人心，孝行之所以代代相沿，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，不仅仅得益于儒家的鼓吹和推扬，而且是社会与国家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。这包括家庭、宗族、乡里的礼制约束，国家律法诏令的强制惩戒，以及通过树碑立传、悬匾建坊、封赏旌表等方式实现的正面引导，从而构成一个“系统工程”。这些维护孝道的措施，不能说没有负面作用，但大体而言，它跟中国古代的社会土壤、文化传统可以协调自洽，而且对于当今中国社会的孝道弘扬、人心再造，不乏借鉴意义。（本文有删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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